作为中国银行史上的首个董事长,叶景葵既有协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坚守银行信用而抗拒中央政府“停兑令”的闪光片段,更在执掌大型银行30年间,倾心扶持民族工商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在民国多姿多彩的银行家队列中,叶氏潜心藏书、校书,发起设立图书馆,是赫赫有名的藏书家。

大清银行末代监督

叶景葵真正的银行家生涯,是在一个银行特大案件暴露后开始的。

1911年三月,大清银行上下乱成了一锅粥:长期担任总行一把手的监督张允言被降职;营口分行总办罗怡被逮捕;中央派出的调查组来到银行彻查账目……

大清银行的这场地震,源自“厚德银行案”曝光。两年前,营口分行总办罗怡利用职权,将大清银行60万两银子私自放给厚德银号,而厚德银号正是他和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合伙私设。同时,罗、顾进一步滥用职权,从大清银行上海、重庆等分行借出巨额资金。银号改为银行后,资金越借越多、且无法还款。

1911年二月,度支部一纸奏书将案情曝光。朝廷随即“空降”38岁的叶景葵,整顿和挽救“大厦将倾”的大清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清朝网点最多、规模最大的银行。叶景葵临危受命,在于其谙熟财政金融并富有改革精神。

叶景葵,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1874年生于书宦世家。早年的叶景葵热衷科举,曾在1898年进京赶考,碰上变法维新,科举失利的叶景葵进入张元济办的新学堂——通艺学堂,渐生自强维新之心、实业救国之志。

1902年,叶景葵入山西巡抚赵尔巽幕府,从此踏入仕途。一年后赵任湖南巡抚,两年后任盛京将军,叶景葵均随行南北,即使考中进士也放弃而未离左右。在盛京担任文案总办时,叶景葵力倡改革,设财政总局,整理财政,并担任会办,“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逾千万”。叶景葵善于理财和勇于改革的一面,得到充分展现。

在盛京期间,叶景葵为集资招股修路的浙江铁路公司筹集到股款11万多元。1907年,浙路公司为解决巨额股款的保管和运用,拟成立银行,并取“振兴实业”之义,在杭州创办浙江兴业银行。筹备中的银行资本额为100万元(1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投资40%以上,其余招募商股。公司再次请叶景葵为银行招股。当时,人们对银行所知不多,招股无从谈起,叶景葵“自认股五千元,而将招股事据实辞谢”,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商业银行——浙兴银行首批股东。

1908年,叶景葵受四川总督赵尔巽之邀,出任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当时,浙兴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是其老友樊时勋,叶景葵与浙兴银行高层关系日密,并遥领汉口分行经理近三年,直到1911年春奉旨署理天津造币厂监督,才离沪北上。在造币厂屁股尚未坐热,再次空降大清银行。叶景葵走马上任后,一面处理案件清理,一面大刀阔斧实施改革。叶景葵起用一批专才,参酌英、日银行制度,改革总行体制,加强对分行的领导,力图改变此前的“人治”色彩,代之以制度管理。

1911年10月初,叶景葵奉度支部之命,查办吉林官钱局火灾,并考察东三省币制。这时,武昌起义爆发,刚从吉林行至沈阳的叶景葵闻讯星夜回京,然而北京大清银行已关门歇业。

11月5日,叶景葵辞职南下,结束了短暂的大清银行末代监督的生涯。

中国首位银行董事长

1912年,叶景葵南下后被浙兴银行选为董事。同一年,汉冶萍公司召开股东会,推举叶景葵与其挚友李维格并为经理。但仅仅一年,盛宣怀掌权,叶、李去职。

就在这时,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政府决定将浙路公司股票分期偿还,成立浙路股款清算处。叶景葵由浙路公司大股东蒋抑卮推荐,出任清算处主任。清算过程中,蒋抑卮购入浙路公司出让的大部分浙兴银行股票,成为银行最大股东。

这时的浙兴银行,杭州本行与上海、武汉分行各自为政,经营乏力。1915年,叶景葵与蒋抑卮等对其进行了彻底改革:将本行从杭州移至上海,成立总办事处,增设京津网点;改组董事会,选举叶景葵、蒋抑卮、樊时勋等七人为董事;叶、蒋、樊为办事董事,为领导核心;推叶为董事长,全权负责。

浙兴银行是我国金融史上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叶景葵成为我国首位银行董事长。

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时,叶景葵支持中行上海分行继续兑付,代表浙兴银行作为中行商股股东,出面组织中行商股股东会,并任副会长;同时拿出浙兴银行财产向外资银行抵押借款,支持中行上海分行作兑付之用。

挤兑风潮平息,中行上海分行抗命成功,浙兴银行声望也大幅提高。

锐意革新的叶景葵,十余年间把浙兴银行带向了全盛时期。一组数字显示出浙兴银行的业绩:1915年实有资金50万元,1920年增至250万元;1915年存款余额438.5万元,1926年达3312.1万元,连续多年居商业银行第—;1915年至1926年合计纯收益371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15.8%。

不仅自身壮大,浙兴银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知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多与它有着血肉关系,不少企业受其扶持摆脱困境:经常向张謇的大生纱厂放款,张謇告急求援从不回绝;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范旭东的水利碱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荣宗敬兄弟的福新、茂新面粉厂等,均因浙兴银行大力支持而得到发展。

虽然1928年后浙兴银行存款额从第一降到了1936年的第六,但其对民族企业的放款依然有增无减。企业家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慨叹:浙兴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27年以后,叶景葵对蒋介石政府心存抵触戒备,浙兴银行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发行江海关“二五库券”,叶景葵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致使蒋介石大怒,后虽不得已照数认购,但从此为蒋忌恨,与政府关系疏远。

抗战期间,浙兴银行损失惨重。民族工商业遭到破坏,银行放款多成呆账。浙兴银行走下坡路,其体制也难逃其责:董事长大权独揽,在其前期固可救权力分散之失,而到后期权力过分集中,且三十年始终由叶一人担任,遂生出种种弊端来。1945年,叶景葵辞去董事长职务,退居幕后。

稿本藏书家

叶景葵长期担任银行董事长,与金钱打交道,却是个书香银行家。

晚清民国之时,社会巨变,旧书散出,上海乃江南地区善本集散之地。

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挑出所藏四十种明刊及旧抄善本,标价千元求售,充当嫁资。叶景葵听闻后大方出手,从此引发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之“癖”。

但叶景葵藏书没有停留在秘籍珍玩的层次,于是别具匠心地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收藏对象。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景葵倾其积蓄,藏书2800多部,计3万余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王念孙父子合校《管子》等,皆为书之瑰宝。

其中,最珍贵的稿本,要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叶景葵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世间孤本”时,是一大包碎烂不堪的故纸。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现,并在著名学者钱穆、张其昀等协助下,考订出手稿为顾氏原稿。

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至,古籍四散飘零。身在上海租界内的叶景葵,亲眼目睹众多亲朋故旧的藏书散佚。叶景葵遂于1939年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

图书馆开办之初,叶景葵捐款15万元,并捐全部藏书。1940年4月,合众图书馆举行发起人集会,选举叶景葵、张元济等5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图书馆的创立,源于叶景葵整理与保护历史文献的使命感,是叶景葵“化私为公”藏书思想的体现。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一部分的这批珍贵文献,依然在嘉惠众人。

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病逝。十天后,张元济饱含深情作《挽叶揆初》四首,其中诗云:“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成众志,天未丧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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