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银行前生往事

编者按/百余年前,中国最早的民营银行破土而出。此后一二十年,因社会对融资需求甚殷,政府管制又相对宽松,它们的数量激增,与官办及外资行鼎足而立。世纪轮回,近日又风传民营银行将获“解禁”,故我们重述往事,以资借鉴。

1913年秋天,上海南市大东门黄浦江畔的万聚码头,商贾云集,熙来攘往。但在此开业已七年之久的信成银行,却门前冷落车马稀,一纸停业清盘通告提醒过往行人,这家中国最早的民营商业银行,已遭不测。

此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袁“二次革命”刚刚失败,孙的铁杆粉丝、前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沈缦云,被北京政府通缉,不得不举家自上海逃亡大连。沈是信成银行主要创办人兼副总经理,主持日常运作,他匆匆负罪出走,该行行务无人负责,又面临政治清算,唯有关门大吉。

先驱先烈

生于1869年的沈缦云乃江苏无锡人,因入赘富商之家而弃官从商,颇有资财。

1905年,他与“煤铁大王”周舜卿、唐浩镇(民国时大总统黎元洪的儿女亲家)等有名望的同乡商议,深感“沪上银行林立,其大宗款项,存储固便,而各工人之积有工资小本经纪者,每以未能普及为憾”,决定向清廷商部申请牌照,创办一家专门面对上海滩普罗大众的储蓄银行,资本金定为50万银元。

第二年4月,信成银行顺利在华人商民众多的南市万聚码头开业,周舜卿出任总经理,沈缦云副之。主要参股者有宁波帮大佬周晋镳(上海商务总会四任总理)、湖州籍富商兼大画家王一亭,他们相继当过信成银行的“一把手”。因此,“民营第一行”实际上是由江浙帮联手创办,这为其后二三十年江浙财团雄霸中国本土金融业开了先河。

信成银行开业后,由于信用卓著,且填补了当时的市场空白,如规定“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洋一元以上,均可存储行中生息”,大受市民欢迎,存款曾高达700余万银元。除承接商业储蓄外,又获准发行钞票,到辛亥革命前夕,实有资本增至110万银元。

沈缦云、王一亭都加入了同盟会,信成银行一度成为“革命小金库”,秘密筹措大量经费供孙中山及其会众使用。但这层特殊关系,也为后来银行的命运转折埋下祸根。

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市面动荡,信成银行营业大受冲击。不久上海军政府(后改为沪军都督府)成立,沈缦云出任财政总长,所有军政花销,几乎都要他想办法,信成银行自然成了“抽水机”,前后垫款不下30多万银元,偏偏它发行的钞票上仍有大清朝的印记,革命后不免信用大减。该行本钱有限,一旦银根紧缩,顿时左支右绌,业务只能勉强维持。

到了1913年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沈缦云、王一亭踏上逃亡之路,信成银行也就只好黯然退场了。

浙系领衔

拥有革命血统的信成银行,不幸从先驱变为先烈,中国早期民营商业银行的重头戏,由三家继之而起的浙江帮银行领衔主演。

三家之中最先面世的,是1907年10月创设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它原是浙江铁路公司发起组织的,主要为解决该公司募集的修建铁路股款的接收、储存及周转问题,额定股本100万银元,铁路公司官股占四成,其余商股大部分为浙江帮商人认购,等于是官商合办的银行。

辛亥革命后,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其持有的兴业银行官股悉数转售与工商业者。1914年,曾留学日本的第一大股东蒋抑卮实施重大改革,将总行移至上海,并在国内银行界首创董事长负责制及办事董事驻行制,杭州人叶揆初出任董事长。至此,浙江兴业银行变身为纯粹的民营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业务规模逐年增长,到1931年实收资本总额高达400万元,号称民国前期浙系金融集团中流砥柱。

第二家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9月创设于上海,额定资本150两白银(实收50万两),它的发起者和当权派均为旅沪宁波帮巨商,如虞洽卿、严义彬(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之子)、周晋镳、朱葆三等,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首脑及台柱,阵容可谓鼎盛。凭借宁波帮在国内商界的超群实力支撑,到1931年其资本金总额增至225万银元。

“老三”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是设于杭州的浙江官银号(省级官办财政机构),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之后又两度改组,官商合办的情形一直维持到1923年。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官商股东之间因增资问题发生争议,经过讨价还价,决议杭州等地分行划归官股控制,定名浙江地方银行,上海、汉口两分行业务则归商股,改名为浙江实业银行。到1931年,后者的资本金总额为200万银元。

成败基因

中国近代第一家内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江苏常州籍的著名官商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为官商合办性质。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底止,全国一共有17家规模大小不一的内资银行成立,但其中10家先后歇业,只有7家存续。

除前述通商、信成及浙系“三驾马车”外,7家老资格银行中,还有大清银行(前身为清廷户部银行)和中华银行。后者也是由上海军政府财政总长沈缦云,于1911年11月临时发动官商合办的,目的是维持市面金融稳定。换言之,此时只有信成和四明两家,为清一色的商人合股民营银行。

据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在此期间,有两个创立高峰期,一是1917年~1923年,新设131家(同期停业95家),二是1928年~1935年,新设129家(同期停业31家)。前一波高峰,显然得益于一次大战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带来的外部机遇,但起伏很大,应是多数民营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偏弱所致;后一波高峰,则可归因于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上统一南北后相对稳定的政经格局,以及内资银行业发展趋于成熟。

这近400家内资银行中,大多数的股权构成往往因时而异,几经变化,很难准确地划分哪些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哪些纯属商办民营。兹以1937年发布的《全国银行年鉴》数据作为参考:截至1936年,主要为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中央及特许银行4家,省市立银行25家,旗下各埠分支行共721家;主要为商办民营的商业储蓄、农工、专业与华侨银行135家,旗下各埠分支行共611家。

再看实收资本额之比: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及中国农民四大“官”行合计约1.6亿元,商业储蓄等四大类135家“民”行,合计约1.85亿元,平均每家资本金不到140万元。

此际的中国本土银行业,经过南京政府“财神爷”宋子文(先后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人数年间的纵横捭阖,早已逐步实现“国进民退”,金融命脉牢牢握于官方之手,总体上实力偏弱的民营银行家们,只能在日渐逼仄的空间中求生存。

回想当年,先是借助信成银行之类民间“提款机”之力,革命党人得以推翻专制皇权,后来又靠江浙财团及时“输血”,北伐新贵才能再度坐稳江山。但事成之后,商人资本家们,只能默默为自己竭尽心力的付出买单。真的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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