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绍兴发布2018-03-13 09:42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纪念日。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大走过了风雨兼程的两个甲子。

令人自豪的是,有4位北大校长是绍兴人。作为北大精神之父的蔡元培,至今依然是毫无争议的北大精神奠基者。鲁迅对北大的贡献当数对于北大校徽的设计。

这次有请到绍兴籍北大教授干春松,讲述“北大与绍兴”。

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说起绍兴人和北京大学,大家最喜欢说的一个话题就是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在北大120年的历史中,总共出现了27位校长,绍兴人占了七分之一强。想必没有第二个绍兴这样规模的城市,为北大“贡献”了如此多的校长。

就以前的大学而言,校长对于一个大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比如提到南开大学,大家就会想到张伯苓,提到清华大学,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梅贻琦,以及他们在一个学校的精神气质形成过程中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如果提到北京大学,首先想到的必然是蔡元培。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后来他转任北大校长,他在担任校长的时候,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强调大学和以前的书院或官学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蔡元培认为最核心差异就是研究学问而非为当官。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同为绍兴人的马寅初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陪、林损诸氏”。

1915年、胡适、陈独秀等人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倡导启蒙和理性的精神,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支持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爱国的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心里埋下了种子。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6月15日,他发布《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四位绍兴籍校长中,知道何燏时的人并不多,但他在北大历史上也十分重要。

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何燏时,字燮侯,1878年8月10日出生于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1905年7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毕业,他也可能是“中国留日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燮侯回国担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任北京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第二年,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并兼新校舍建筑主任。他十分能干,一是建新校舍,二是建新的学科体系。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他与有关人士的筹划下,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七科,始具备了大学规模。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是年12月,何燮侯受命接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又致力于两件事:一是解决经费问题。他以校长的名义,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白银7万两,学校才得以按时开学;又以个人去留,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按预算发给,学校经费从此得以彻底解决。二是制定规章制度,建立教育秩序。至1913年春,学校步入正轨,开始组织春、秋两季招生。

1913年秋季,因为经费困境,政府几次想要停办北大,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在何燮侯与师生的坚持以及社会舆论的呼吁下,裁并北大的企图才被打消。但出于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不满,他于1913年11月,提交辞呈,离开了北大。

另一位北大校史上的传奇校长蒋梦麟,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在国难时期勉力维持大学的运行。

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1886年,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当时属绍兴)。他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他11岁,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中西学堂不仅开阔了蒋梦麟的眼光,而且让他遇到了蔡元培。

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因为这一关系,蔡元培在北大几次辞去校长的职务时,维持北大诸多事物的人就是蒋梦麟,这为他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积累了行政经验。

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如果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的致辞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中高度的一致性。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上大学是为学问而来,而不是为做官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因为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对教育的残害,刚刚复校之后的北大遇到很大的困难,许多学者离开,经费困难。蒋梦麟上任之后,广揽教授人才,积极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北大逐渐恢复元气。胡适和傅斯年等人鼎力相助,拿出了100万元基金费用,蒋梦麟说:“你们选聘新人,我去辞退旧人。”改革打破了教授终身制,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效果极好。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西南联大存在期间,三大名校人才荟萃,彼此之间摩擦难免。蒋梦麟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一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把表摘下来对蒋梦麟说:“代表、代表,我的表你得戴着。”蒋梦麟不以为意,转而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果然,梅贻琦把西南联大管得井井有条。蒋梦麟对北大人说:“我不管,就是管啊。”

1949年之后,北大最受人爱戴的校长当数嵊州人马寅初。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北大校长。

绍兴为北大“贡献”了四位校长,你都认识吗?

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前,专门找到在财政部任职的马寅初,邀请其去北大任教,马寅初答应蔡元培,到北大出任经济学教授,并宣称:“从此而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竭尽全力于教育救国的事业。”

1918年3月,马寅初被推选为北大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兼经济门研究所主任,坚决贯彻蔡元培的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针。

为推行教授治校的理念,1919年4月,北大教授评议会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提出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马寅初当选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总长。担任北大教务长的一年中,马寅初废门改系,全校共分14个系,使北大向现代化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变。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步子走得很大,其中少不了马寅初的襄辅佐助,马寅初也成为北大改革方针的忠实推动者和坚定执行者。在许多重大事件面前,他都与蔡元培共进退。

1919年5月4日那天,马寅初与马叙伦、沈尹默等进步教授一起来到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门口,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参加游行的进步学生。蔡元培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南下。5月10日,马寅初与李大钊、马叙伦等其他7位教授联合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不请蔡元培先生返校任职,北大教员“即一总辞职”。

1939年开始,马寅初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财政政策并痛斥当时的财政部孔祥熙等人。蒋介石听说之后,跟重庆大学的校长说,听说马寅初在骂孔祥熙,骂孔就是骂我,你让他来见我。马寅初的回答是,蒋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给他上过课,学生就应该来见老师。并说蒋介石称不上民族英雄,只是家族英雄,并因此被关押21个月。

当然,马寅初最为世人熟知的是《新人口论》,以及那句名言“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绍兴人既有不畏强权的态度,也有宽容大度的胸怀,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绍兴籍的校长为北大发展贡献出了独特的智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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