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怀念古籍影印事业的开拓者陈乃乾先生

大家中华读书报2017-10-18 09:19

陈乃乾先生于1956年自上海调北京,初任当时名为古籍出版社的编辑。1957年上半年,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合并,乃乾先生即作为中华书局正式工作人员,三月份与徐调孚、张静庐等共为中华书局编审委员会委员。1958年,中华书局正式启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乃乾先生又与顾颉刚、宋云彬、章锡琛等共同参与制定“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承担《三国志》的点校工作。他抓紧时间,很快完成,于1959年12月出版。

傅璇琮:怀念古籍影印事业的开拓者陈乃乾先生

陈乃乾(1896-1971)

不过乃乾先生在中华书局的主要工作还在于主持大项目的古籍影印工作,有不少显著成就。而这又与他的身世和前期学术活动有关。乃乾先生为浙江省海宁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他又与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同一籍贯,早期即有学术交流。如1921年,他还年轻,26岁,在上海南洋中学工作,从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处,编《百一庐金石丛书十种》,影印出版,特邀王国维为作序;1924年,又据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刊本,影印《古今杂剧》,王国维也特为作序。乃乾先生与王国维数有书信来往,我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他家曾见到过几封王国维书信,极为珍视,可惜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在“文革”时被销毁。

据有关记载,乃乾先生出身藏书世家,其先世有清嘉庆间浙江著名藏书楼海宁向山阁陈鱣。他在上海,历职学校、出版机构,与友人合作,收购不少古籍珍本、名著。1956年移调北京时,还特包火车专厢为其运书。这为他在中华书局编纂影印珍本古籍准备了丰硕材料。

乃乾先生在中华书局于1959年1月就议订影印《永乐大典》规划,到1960年9月完工,历时20个月。在工作开始时,就得到有关方面(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的支持,郭沫若先生特为撰写序文,充分说明《永乐大典》的价值和这次影印工作的意义(按:《永乐大典》于明初编成,原为二万二千九百馀卷,后历经破坏,建国后经与各方征集,存有七百二十卷)。他还于1959年9月特地到上海,审阅影印《永乐大典》样书,从版式到用纸,从封套到装订,都细加检查,且几乎每天都写信给中华书局总部商议。这时他已65岁,能不避劳倦,确使人甚感。此后《永乐大典》也有补印,但打下基础的是60年代初辑集影印此书。

与此同时,乃乾先生又策划影印《册府元龟》。《册府元龟》共一千卷,北宋前期编,是宋代四大部书之一,所收资料丰富,为我国古代著名类书之一,对宋前史料的辑佚和校勘有重要价值。如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订补《旧五代史》,主要就是依据中华书局这次影印的《册府元龟》。乃乾先生筹划影印并校补《册府元龟》,还特致函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教授,与其商议。陈垣这位学术名家大力支持此项工作,特应邀写了一篇考证性的序言,并协助中华书局做好补遗工作。这也是我们中华书局与学术界进行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个好例。

除《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外,乃乾先生还编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中华书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影印古代典籍,在文化学术界很有影响。除了大型类书外,他还注意编印专题性文献著作,于1960年筹划编印《汉唐地理书钞》。此书为清朝中叶王谟编撰,辑集秦以前及秦汉隋唐地理书二百多种。乃乾先生注意地理著作的历史意义,加以编印,又从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借得抄本比勘,增补原书未刻本20种,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汉唐地理书钞》最为完备的本子。这对于研究历史地理甚有价值,也可以见出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结合。

傅璇琮:怀念古籍影印事业的开拓者陈乃乾先生

金灿然、陈垣、陈乃乾、潘达人合影(从右至左)

当时我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工作,经常向他请教,他遂逐渐与我联系、商议工作。1964年,他提出影印《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对此书版本有所选择,就与我交谈,并命我为此影印本撰写“出版说明”。我据他的提示,并参考有关材料,具体记述几种版本,论述我们这次用其中佳本浙江杭州刻本,并参用武英殿本、同治七年广东刻本相校,作校记附后。此后凡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大多用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的这一影印本。

其实在此之前,1961年,乃乾先生已与我商议,约我为影印本《史通》撰写“出版说明”。这时我年纪尚轻,到中华书局工作不过三四年。但仍接受这个任务,查阅著者唐刘知几生平及史学思想资料,叙述《史通》版本流传情况,增加了版本学的知识。后乃乾先生又计划编一部《清人考订笔记》,这也是颇有创新意义的项目。因清代考据之学虽盛行,但多为专门著述,实则不少学者以笔记体裁进行考订,颇有参考价值。他这次选择邵晋涵、汪中、沈涛、李详四人所著七种笔记,加以影印,命我撰写“出版说明”,具体记述此四人的生平、著作及这次所选辑书的内容、特点。我确花了不少时间,但因此也增加了对清人考订学术的认识。

傅璇琮:怀念古籍影印事业的开拓者陈乃乾先生

《清人考订笔记丛刊》

由此也可见,乃乾先生除了本身工作外,还注意对年轻同志的业务指导。又如有一次,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先生家聚谈,就带我去。陈垣先生在谈到文献工作时,说我们做文献研究,一定要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力求做到“竭泽而渔”。我很受启发,这对我以后从事唐宋文学研究极有帮助。

我还想一提的是,1969年9月,中华书局大部分人员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们坐车出发离开单位(当时在翠微路2号)。乃乾先生当时已74岁,还特地从城中家里出来,到中华书局门口,瞩目摇手相送,使我们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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