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闺秀张允和:美与年龄以及容貌都没有关系

大家当代中国出版社陈光中2017-09-07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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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

最后的闺秀张允和:美与年龄以及容貌都没有关系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说来自觉汗颜: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我对“周有光”竟是一无所知。

我最先认识的,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

我与她仅有“一面之交”,准确些说,是70分钟。本来约定只聊一刻钟的,没想到时间会过得那么快。若不是有客人来,我已经忘了时间。

见面的第一句话,她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说:“咱俩是同志!”

我不解。

她嫣然一笑:“我最喜欢紫颜色,多子多孙啊!你也穿的是紫颜色。所以咱俩是同志嘛!”

那是2002年5月19日。虽是初夏,天气已经热得很了,所以我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短袖衫。她的衣服果然也是紫色,但紫得很不一般。我对衣料不在行,说不出她的上衣是什么料子。似乎是一种丝绒,动静之间,会有奇妙变幻的光晕在闪动。那衣服的样式更不一般,是一件中式对襟小褂,配上精致的黑色扣襻,有浓郁的古典韵味。

她整个人都有那样一种古典韵味。比如她的头发,几近纯白,细致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用几个发卡随意一别,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不太会形容一个人的容貌,所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想作一点小小的更正:这句话去掉“年轻时”三个字,也许要更准确。因为我在见到她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美”是无须用年龄来限定的。

我还想说的是,“美”未必完全表现在容貌上。允和的美也很有些不一般。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琢磨透这“不一般”的感觉究竟来自何处。但很快我就明白那原因了:她始终在笑。微微的、淡淡的,是如同孩童般纯真的、极其具有感染力的笑,使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之绽开笑纹。

她说了好多故事。有趣的,幽默的,动人的,曲折的,哀伤的……她始终在笑着说,我也始终在笑着听。我们都沉浸在故事里了,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直到有新的客人来了,是事先约好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得不告辞。

拜访张允和的缘由,是我前不久刚刚去过苏州她家的老宅。

那是出于一位朋友的建议。她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名人故居的东西,听说我要去苏州,告诉我:“你应当去九如巷的张家看看。”

见我对九如巷和张家一无所知,她很认真地说了许多事情,使我觉得的确很值得去看看。

九如巷在苏州老城靠南一些的地方,张家位于胡同中部,并不难找,因为这只是一条短短的巷子。但是进入张家的院子后,会发现这里另有一方天地:小小的庭院洋溢着一片绿色,草木丛中时而探出数枝盛开的花朵,连空气似乎也比外面清新了许多。

接待我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我介绍说,姓张,名寰和;耳朵不太好,说话需要大声些。

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这些年来,名人也好,名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好,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热情的、随和的、认真的、冷淡的,高傲的、充满警惕甚至敌意而毫不客气地让吃闭门羹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基本都曾遇见过,但是,像张家这样,对一个陌生的来客没有任何戒心,完全敞开大门、敞开心扉,以最纯洁无瑕的心情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并不多见。

与张寰和——包括后来与张允和——谈话的感觉,犹如熟悉的朋友或亲属之间的闲聊,十分轻松。

于是,张家的情况,就在这轻松的闲聊中慢慢向我展开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先后任直隶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这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恐怕还未说得完全。

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后来迁至苏州。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以及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主,此后男中未能持久,则全力办好女校。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匡亚明等人。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现在该说到张寰和这一代人了。

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留下4个女儿、5个儿子。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生有3个孩子,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这样,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这姐弟10人虽然同父异母,却感情极深,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母亲。

张寰和很仔细、很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些兄弟姊妹的名字和情况。

最后的闺秀张允和:美与年龄以及容貌都没有关系

张家四姐妹。从左至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摄自张允和家庭相册)

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爱文学,尤擅昆曲,现定居美国,仍以研究昆曲为最大嗜好;二姐允和,1909年生,现在北京;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现定居美国。接下来是6个弟弟。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三弟定和,1916年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现住北京;四弟宇和,1918年生,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现仍在南京;五弟寰和,1919年生,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宁和,1926年生,家里人为了纪念一个早年夭亡的六弟,称宁和为“七弟”,他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现在国外。

屈指算来,眼前的张寰和应当是83岁的老人了,但他并不显得苍老。他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姐姐哥哥,我怎么能说自己“老”呢!

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宝盖头”,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张寰和是唯一“留守”苏州的。

十姐弟原有“小名”。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则叫“大狗”“二狗”……。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和”字:和美、和谐、和平、和睦。所以虽然“毛(猫)狗同‘笼’”,却从不争吵,相处得好极了——张寰和说:这是二姐允和总结的。

我注意到,虽然张家姐弟男孩居多,但张寰和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几个姐姐,尤其是二姐允和。比如,几个姐姐的婚姻,就大都与允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将来你见到二姐,她一定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当“媒婆”的。后来张允和果然说到她是如何为姐妹决定婚姻大事的——她说:只可惜四妹没请她这个“媒婆”,自己嫁了个“洋人”。

大姐元和迷恋昆曲,以致由戏及人,爱上了著名昆曲小生顾传玠。但是,由于二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难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犹疑难决的元和向二妹倾诉了自己的心事,允和当即回信:“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元和终于下了决心,用当时上海小报的话说,是“张元和下嫁顾传玠”。顾传玠自己也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实际上,他们婚后感情极深。二十多年前顾先生去世,后来元和特地为他印制了一本《纪念册》。而元和本人虽已年逾九旬,仍在痴迷地研究昆曲。张寰和说到这里,进里屋取出一本元和饰演杜丽娘的《身段影集》,那些照片还是她92岁时拍的。

说来也巧,正说到元和的事情,邮递员送来一封国外来信,张寰和笑着说:“正是大姐来的,说的还是昆曲的事!”

在他看信的时候,我发现墙上悬着的条幅居然是沈从文的手笔,写的是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最后的闺秀张允和:美与年龄以及容貌都没有关系

2002年的张寰和。他背后墙上的条幅是沈从文的手笔。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文学大师、著名学者沈从文本来就是张家三姐兆和的夫婿。而二姐允和却在他们那段姻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允和在与我聊天的时候学沈从文——她称他为“沈二哥”——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说:“‘媒婆’!沈二哥就是这样叫我的——‘媒婆’!”她笑得弯了腰。

而为姐姐和妹妹的婚事积极奔忙的张允和,自己的夫婿却来得很从容,那就是周有光。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他与张允和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可真是一段悠长的故事,需要舒缓精神,慢慢道来。

由于战乱动荡,张家姐弟陆续走出家门,天各一方,甚至有数十年中断了音讯,但这九如巷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地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全家人感情纽带的,是一本特殊的刊物——《水》。

受父母影响,姐妹都喜好文学,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几个弟弟看着羡慕,也组织了一个“九如社”。相比之下,还是“水社”显得更加兴旺,她们的社刊《水》办得红红火火的,连“九如社”的成员也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了。《水》的“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办得十分“正规”,大家都踊跃地为它投稿,并十分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直到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

要说一个家庭刊物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的家庭同样有过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家庭墙报、家庭“报纸”什么的。但《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张允和。

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1995年,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著名出版家范用称《水》的复刊为“本世纪一大奇迹”。

从第七期开始,已是“二八年华”(对自己88岁的戏称)的张允和“退居二线”,改由“副主编”张兆和主持。由于后来张兆和身体欠佳,从第十三期起,《水》的“编辑部”从北京移至苏州,由张寰和继续主持。

张寰和送了我一本2002年4月30日最新出版的“复刊第十九期”,是用复印纸单面“印刷”的。封面照片是位于苏州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由张寰和摄影。我在来他家的路上刚刚经过那里,但不知道那正是他们祖父张树声当年任职的衙门。这刊物虽然只有26页,内容却包罗万象。有关于张树声、张冀牖的生平介绍,有政论文章,有诗词歌赋,有日记摘抄,有报刊文章汇编,有绘画作品……

我随手翻去,最先看到的是周有光写的那篇《走进世界》。文章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与走进“尘世”的“入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入世”的重要与必要。他说:“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开世界还有多远。……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97岁的老人笔下。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见到那“二姐”夫妇。

张家姐弟现在北京的有三位:二姐允和、三姐兆和与三弟定和。我向张寰和许下了一个诺言:回到北京后,逐一拜访他们,把他们近来的状况用相机拍下来,让他们姐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

不过,我的诺言未能实现。

我首先试图与张兆和联系。但是,家人在电话中把我误认为是沈从文的“追星族”,很客气地拒绝了。我也理解他们的苦衷:张兆和近来发现有脑萎缩的迹象,身体很不好,受不得外人打扰。

张定和的夫人倒是答应我上门采访,但是也告诉了我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因身患癌症多年,近来身体情况很差,经常夜不能寐,因此睡无定时,说不准什么时间有精力见客。第二天我冒昧前去,张定和的夫人请我进屋后,很抱歉地说,定和昨晚又是一夜未眠,刚刚躺下睡着。我请她不必为难,待下次再来无妨。

唯有与张允和的电话联系最为顺利,当她听说我刚从苏州回来,十分高兴,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因为她是“家庭妇女”,随时都在家里,即使明天上午便去也可以。但她刚说完又想起了什么:“喔哟!明天上午10点还有一位客人呢。”我连忙说不要紧,我只需要15分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我已经意识到,对上年纪的人是不应过多打扰的,不能因为自己的拜访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没料到的是,第二天这15分钟竟变成了70分钟。

张允和给我说了许多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热中出生,由于一声不吭而差点被当成死婴,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让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足足喷了一百袋烟;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还有,她是家里最爱哭的“小二毛”,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她还说了当年在乐益女中的时候听张闻天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清楚地记得张先生的教诲: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她接触过许多有名的老师,比如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教国文的老师是钱锺书的父亲。她还说到在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她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看到我在苏州九如巷拍的照片,她高兴极了,问我:“看见那无花果树了吗?看那一大丛蔷薇还在吗?我最喜欢那蔷薇了,还写过一首诗呢!”

我请她把那诗抄在我的本子上:

蜂蝶艳阳天,

桃李争芳研。

蔷薇浑不语,

开遍小窗前。

我给她的钢笔不好用,总不出水,那个“窗”没有写好,她又仔细地重新写了一个。

张允和早年曾经当过编辑、任过教师,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迫停止了工作。所以,她总说自己是个“家庭妇女”。实际上,她是当过“官”的,那个“官”,就是昆曲研习社的社长。

受父母的影响,“小二毛”从小就被保姆抱着去戏院听昆曲,耳濡目染,也成了个昆曲迷,不仅看,还要自己演。到了北京后,加入了俞平伯任社长的昆曲研习社,她是个少不了的“积极分子”,所以被“委任”为“联络组长”。到了1964年,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研习社解散了,直到15年后才得以恢复,她就是那时候当上了社长。第一次开会的时候,这位社长特意穿了一件紫色的上衣。她在发言中说:“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紫色衣服,就是希望我们的昆曲艺术能子孙万代,永远流传下去。”

昆曲源自昆山,昆山属苏州所辖,作为一个苏州人,喜欢家乡的戏曲是很自然的事,而张允和岂止是喜欢,简直是无条件地痴迷,仅她写下的《昆曲日记》,竟有50万字。研究昆曲和编辑《水》,是她晚年最感兴趣的两件大事,到了“二八年华”的时候,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我们的谈话是在周有光的小书房里进行的。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始终埋头在打字机上工作。我悄悄问张允和:“周先生大概不太爱说话?”她笑着说:“哪里哟!他很爱说话呢。只是我说得太多了,让他插不上嘴。”她并未夸张,据说周有光的口才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曾写过一首诗打趣他:“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蔫头蔫脑话三千。”只是今天他没有找到表现的机会。

说到写书,张允和说要送我几本。她的腿不大好,从沙发上站起来有些困难,歇了歇才起步。在她去取书的这段时间,周有光大约是怕冷落了我,主动转过身来和我说话。

周有光曾说:“张允和是合肥人,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他的“南腔北调”与张允和的“半精半肥”一样,都很容易听懂。但是,我的话对他来说就太难听清了,因为他的耳朵聋得厉害,所以他一再鼓励我:“请声音再大一点点。”那场面一定很滑稽:我肆无忌惮地“猖狂”大叫,而周有光则微笑着颔首倾听。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听力的问题,只聊了几句,张允和回来了,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扣上眼镜,又回去工作了——他的眼镜镜片是活动的,可以很方便地抬起来、“扣”下去,看上去很有趣。

张允和一下子送了我三本书,是她自己写的:《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和《多情人不老》。准确地说,最后一本书是她与周有光合写的,那书的装帧很有意思,不分前后,两面都是“封面”。前半部分是张允和写的,横排本;后半部分是周有光写的,竖排本。她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很认真地题词:“光中先生惠存;允和;2002—5—19。”

最后她说:“等夏天过去,天凉些了你再来。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呢!有意思极了,好玩得不得了!”

我说:“如果您愿意,由您说,我来记,把那些好玩的故事都写出来好不好?”

她很高兴:“那好啊。等今年夏天过去,天气凉些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有好多照片呢。下次来拿给你看。”

然而,我们的约定没有实现。这年夏天极热,张允和居然永远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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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ary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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