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诚恐事理因意气之蔽而迷晦

梁漱溟:诚恐事理因意气之蔽而迷晦

“五四”运动后,梁漱溟因演讲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不少批评。

梁漱溟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

梁漱溟自己在书中也常点名批评前辈和同辈学人,不仅不留情面,还往往直斥以糊涂、不通、不懂等语。“受伤”的包括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当世高贤,以及早几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

太炎一门似乎没人说什么。梁启超一边则由张君劢和张东荪联手出击,点出梁漱溟的书只能算“观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不点名地说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的影射,大体语气尚温和,仍存君子相。后来陈序经则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袭谭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贩运来的一些东鳞西爪的材料”,以为“样样都好”;同时“又不甘从人,人家的意见,样样都是不好”。

陈序经看到了梁漱溟论学的一个特点,即自我感觉不错,对别人却不那么宽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对此几乎没什么感觉,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他说自己“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信然。

梁漱溟论学非常诚挚恳切,不喜欢论而不断的含糊态度。如他曾对孔子研究提出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他指责或驳斥别人不留余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种诚挚的态度治学。

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漱溟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正式予以否定

梁漱溟在书中多处指责胡适。他引胡适说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而主张好德之心“可以培养得成,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责“他这话危险得很”。人类社会正靠“这种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适“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说,并且也不留意近来关于这个的意见之变迁,才说这样话”。梁漱溟甚至说,胡适书中所讲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的哲学,无多见地,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梁漱溟的打击,不可谓不彻底。

对梁漱溟的挑战,胡适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应,自称“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满,显著表现在一小段话中就连用了五个“笼统”: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笼统的毛病,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认是“牢牢地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觉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了。从那个笼统的出发点,自然生出一种很笼统的“文化哲学”。

这连续的五个“笼统”似乎还未让胡适满足,他继续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

一连串的“笼统”明显表达出胡适的情绪,梁漱溟遂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很有礼貌地复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

梁漱溟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便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承教甚愧!”经此提醒,后来梁漱溟的朋友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说明:“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间并无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故张申府对双方均属“失言”。梁漱溟还特别提出: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

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

然而几年后梁漱溟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这次李安宅对他提出了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予以否定。但对梁漱溟而言,他或不过在就事论事,并未“挟意气说话”。至于听者是否感觉“伤个人感情”,他可能真“没往心里去”,故此浑然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反响热烈。在众多批评中,胡适的意见虽晚出,却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对其余的批评,梁漱溟均未正式回应。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梁漱溟对他人批评基本不曾回应,可能真是感觉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不过,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说,他“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却“有许多悔悟”,于是对其中“两个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释。从“新解释”看,梁漱溟观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过的问题,想来他是仔细看过那些批评的。

这可能是为人实诚的梁漱溟唯一显得有些不诚恳的地方,或许如他自己所说,自从进入北大,“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他明知中国问题当“平心静气以求之”,而仍说出很“伤个人感情”的话,又浑然不觉是在“挟意气说话”,便最能体现梁漱溟的学问真性情,因为他一向就有“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体意识,而较少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

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悟见长,不以精细著称。他提出中西文化这一代表时代声音的问题,意在让中国文化“翻身”。梁漱溟提问时对别人的批评,也表现出他认识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于他提出的问题太具冲击力,直接触及众多读书人的心扉,所以引来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则不仅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提问和对待他人批评的方式,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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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ary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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